第五章艺术是一种天赋，文体名家美名扬（第4页）

罗中立那天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到了他家的土屋里，罗中立觉得那天的蛙鸣特别响，星星特别亮。他在那头吸烟，那个烟味让我到现在都闻不了烟味。我一直不吸烟，但是那个时候都非常喜欢，都闻惯了。”罗中立说。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很快与自己的房东大爷搞好了关系，夜里就和老人睡在一个床上，邓开选老人也就是后来油画《父亲》的创作原型。

文革后，为了参加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罗中立又一次到大巴山寻找创作灵感，这时已快到农历大年三十，罗中立在路边公共厕所看到一个收粪的农民，这个场面触动了罗中立。“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雨绵绵，非常湿、非常冷，当时我看他还是很麻木的，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年三十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一下子很震动，然后回去马上画了很多关于收粪农民这样一个场面。”他认为是又脏又臭的农民支撑着国家，农民才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脊梁。

当时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通知下来了。罗中立准备用《收粪的老人》创作一幅作品，他对朋友说要画一张大的大头像，原话是“像毛总长像一样大的画”。说完后就大跳，又跳又舞很兴奋。正式创作以前，罗中立又回了一次大巴山，他把邓开选老人所有的照片能找的都找了出来，能画的都画了出来，然后把这些综合出来构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期间差不多半年时间里，一稿一稿地变化着。等他从大巴山回到学校，画的题目也从《收粪的农民》变成了《我的父亲》。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同学们都在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作准备，学院也非常支持，改变了以前过点熄灯的做法，宿舍的灯整夜不熄。加支圆珠笔表明是新社会的父亲当时有人看了《我的父亲》说，你这个是旧社会新社会，你这么搞也看不出来。于是提议加一支圆珠笔，这个圆珠笔放在耳朵上头。只有解放以后才有圆珠笔，旧社会解放前是没有圆珠笔。罗中立说：“加一个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我很快把这个圆珠笔画上去。

这件作品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协的审查，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取掉两个字引发对《父亲》的争论作品送到了北京，罗中立的心提到了更高。“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一些估计，对它都觉得挺悬。”这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看着眼前满是皱纹苍老的面孔，几乎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的的打动了。据说，这一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很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一个细节。就在这时，评委吴冠中认为，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把“我的”拿掉，就留“父亲”，就代表父亲那一代。尽管吴冠中的建议只是去掉了两个字，但这恰恰引发了新的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观众来投票《父亲》一举夺金奖1980年12月20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序幕，参展作品543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中立的《父亲》再次成为观众瞩目的对象。由于评委们一开始就对参展作品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如何给出每一件作品的公正评价也就成了难题。最后评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评判权交给观众，让他们来给作品打分投票。如此重要的全国性展览让观众来打分还是第一次，观众们会选择哪一幅画呢？当青年美展在北京广受关注的时候，罗中立正在达县陪伴着即将临产的妻子。

一天早晨，广播里突然传来了令他难以置信的消息：罗中立的《父亲》获得当时标志中国美术界的最高荣誉——金奖。热情的观众给他的作品投了800多票，比第二名作品高出了700多票。

这一年，罗中立作为参加青年美展的优秀艺术家受邀赴北京参加艺术研讨会。这是罗中立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有机会向专家和老师们解释自己的创作思路。在研讨会上，罗中立终于获得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父亲》为何会如此赢得观众的爱戴与青睐呢？

《父亲》一画是罗中立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像写实主义手法画中国的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百姓，人物的形象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老年农民形象，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象是在缅怀过去，又象是在期待未来，让我们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酸、甜、苦、辣，尤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锔起的粗瓷碗在喝水，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不知已滑落多少，稀疏口胡须，还有那象征着悲剧色彩的苦命痣，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苦劳动，生活悲惨的的烙印，站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面前，使人们感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烟叶味，感到他的肌肤在抖动，他的血液在奔流，叫人们思考，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激起广大观众的共鸣面对《父亲》，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饱经苍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有着乐观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的普通老农民，在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百折不屈的创造力，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在观众的心中产生的是一股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感，是憾人心魄的，正是罗中立毫不遮掩的把农民的“丑”真实的表现出来，才使得“父亲”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有血有肉.

罗中立创作《父亲》，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他所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农民，代表着中国人精神上的父亲，这个父亲是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父亲，《父亲》是农民形象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罗中立这代年轻人思考的结晶。

7.中国的“卡夫卡”——油画艺术家张晓刚

近几年，有个人的画作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他的名字很快飚进了全球当代最著名的画家之列，并创下了健在的亚洲画家的拍卖最高纪录，这个人是张晓刚。

1958年的春天，他出生在古城昆明，父母都是国家干部，5岁时同家人一起移居成都，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时的张晓刚在孩子中间就不善言表、落落寡欢，唯一的爱好就是一个人“瞎画”。随着年龄的增长，张晓刚越发喜爱绘画。上个世纪70年代张晓刚又同父母移居回云南，并在机缘巧合下遇到了他的启蒙老师水彩画家林聆，开始系统的学习素描、水彩、阅读西方艺术史。张晓刚最尊敬人就是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启蒙老师把他带上了艺术创作的不归路。张晓刚回忆说：“那时我17岁，既是他的入门弟子也是得意门生，那个时代找人学画很不容易，他不要任何报酬，但对我非常严格。”两年后，高考恢复，张晓刚考入了令无数人羡慕的四川美院油画系，张晓刚的艺术旅程由此开始。

张晓刚在刚开始走上艺术道路时，遇到很多困难，但他并不抱怨，他把这些看做是自己积累的财富。张晓刚一直都没有很好地融入那所学校，美院期间从学习前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起步，但他很快就迷上了西方现代艺术，尤其对后印象派大师其推崇。受到梵高、米勒的影响创作了毕业作品《草原组画》系列，作品色彩缤纷，他描绘绵延起伏的草原上生活的藏族及自然风光但却与当时盛行的“乡土现实主义”趣味不符，连学校的审查都没通过。“毕业时我跟同班同学已经大相径庭了，”张晓刚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是在孤独与默默无闻中度过的。

毕业后因无法分配到工作单位，张晓刚自己找到一家玻璃制镜厂做建筑工人，后分配到昆明市歌舞团做美工。这期间他一直没有放弃创作，并且研究西方艺术理论及哲学，《幽灵》系列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那时的张晓刚身边没有阿谀奉承的献媚，没有鲜花掌声的慰藉，但他对艺术的追求却从未放弃。1984年张晓刚与朋友一起自费在上海、南京办展览，这是85思潮中最早自筹资金办展的展览之一，随后他又与朋友在昆明创立“西南艺术群体”。慢慢地他的作品开始被策展人、艺术机构所关注。两年后他回到四川美院执教，期间他的作品参与了国内重要的展览《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当代文献资料展》、《九十年代中国美术油画双年展》、《后89中国新艺术大展》等等；也是在这一时期张晓刚找到了第一家合作的画廊——香港汉雅轩。与画廊签约后，张晓刚开始做一些肖像画的实验，偶然翻看父母的老照片，受到极大的触动，开始了新绘画的探索。画廊创始人张颂仁回忆说“当时张晓刚画了“大家庭系列”第一张，当我要把这件作品拿去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时电话给张晓刚，问他起个什么名字？张晓刚脱口而出：“大家庭吧。”自此，“大家庭”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象征符号”，张晓刚也找到了自己的艺术倾向定位。

张晓刚似乎永远也画不出阳光明媚的画来，他甚至不会画微笑的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艺术作品永远是阴性和忧郁的。他后来的作品无一不是阴性气质贯穿始终，让人感觉到一种彻骨的寒冷。

一个法国人对张晓刚说.感觉他是一个“卡夫卡式的艺术家”。法国人分析说，张晓刚“比较关注私密性；向内，相对地封闭自己；关注的都是个人的感觉，而且是不太正常的感觉；都有幻想的成分；都是日记式的表述方式，写什么都是我我我，而不是他他他”。自此，张晓刚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

张晓刚的作品可能吻合了一些西方人想象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他作品中的样子。但其实是误读，那已经不是今天的中国人，但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把传统的，至少50年的历史改变的太多，几乎是一种摧毁性的抹掉记忆。但在张晓刚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记忆的线还在，能唤醒很多过往的记忆。”

张晓刚说，十年前他曾不无憧憬想参加全国美展。那时作为一个边缘艺术家，参加全国美展就是他的艺术梦想。而今，他已经成为全球当代艺术界声名鹊起地艺术明星，他的作品被许多国内外知名美术馆和机构收藏；那幅创作于1995年的《血缘：大家庭三号》在香港苏富比以4263万港币的高价被富商大贾捧回家中，在这些欢声雷动、举世瞠目的时刻，很多人想不到，这一切同十几年前那个默默无闻却又执着追求艺术理想的艺术家毫不相干。如果不是艺术家，张晓刚也许会是位出色的作家或者诗人。他的每本画册中都穿插了他写的日记，寥寥数语表达出他对世间的感悟。其中有一篇日记是这样的：

2007年8月1日晴今天开始写一组新的照片。这是专为奥地利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而作。这一组我准备开始重新阅读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想起在八十年代，那会儿有许多的激情和苦闷，而波特莱尔与其他的一些人一样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有趣的是，在我开始要重新阅读它的《巴黎的忧郁》时，我的女儿恰好此时正在巴黎进行着她这一生的第一次巴黎之旅。九二年我第一次去到巴黎时，脑中联想到时波特莱尔，是阿波里奈尔，而今天我的女儿则是怀着对《达芬奇密码》这本书的想象进入到卢浮宫的。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反差。

生活中，张晓刚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电影、音乐和书。他喜欢一个人蜗居在家，一杯咖啡搭配一块黑巧克力，陪着他看一整天德国电影或读完一本感兴趣的书。

繁华往往会归于平淡，浅尝辄止有益身心。一个人可以对生活要求得很少，也可以像沙特国王一样多。艺术家可以让想尽办法让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受到关注，也可以每天安静地创作和生活。愿望不同，上帝眷顾人的方式就千差万别。有人挖空心思踮起脚去够，有人轻轻抬手就能拿到。前者适应生存规则，后者可以自己制定规则。张晓刚的规则是自由自在。正像他说的那样，除了创作，我如何去与世间交会，与时光对峙。

8.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一代骄兰”刘适兰

成都是中国棋类运动的中心城市之，不管是国际象棋还是中国象棋或者是同棋，成都可谓人才济济。刘适兰是成都的骄傲，

说起刘适兰，就是对国象了解不深的人，也有所耳闻，因为她不仅在中国，在亚洲也是第一位世界女子特级大师，她让国际棋联改变了对中国女性的看法——中国女性的智慧竟是如此之高，中国女性竟是如此淡雅、谦和。棋后谢军身上有股霸气，刘适兰则人如其名，像兰花一样的温和却不失高贵，声名远播却平易近人，她的脸上总是挂着腼腆的微笑，说话轻柔，就是这样一位女子，竟是叱咤国际棋联的特级大师，对于这样一个多次为国争光、多次获得各种荣誉的人，甚至有媒体称她为棋坛的“一代骄兰”。

刘适兰是从成都走出去的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特级大师。20世纪80年代是她事业的巅峰。从1976年战胜所有男选手茉获成都市少年冠军之后，连续6次获全国女子国际象棋比赛冠军。1982年，刘适兰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并被国家体委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9年被评为我国建国40周年优秀运动员之一。

刘适兰1961年出生，1974年进成都青少年棋校学习，进步神速。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女子国际象棋刚刚起步的年代，刘适兰迅速成为领军人物，1979年，刘适兰作为中国首批登上国际棋坛的女子国际象棋选手。在南斯拉夫普拉国际象棋邀请赛中，她同另一选手合作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紧接着在法国耶尔，她弈和了苏联特级大师法塔利贝娃，战胜了南斯拉夫特级大师斯塔德莱，获得第三名。

到了80年代，她已经是大名鼎鼎。她是个全攻全守型的运动员，非常敏锐，并能精确地计算和出奇制胜。她是那种天才型的选手，下棋富有想象力。1980年，在第十四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赛中，她作为中国女队第一台，和同伴一道战平了多次蝉联世界冠军的苏联队。这个外表清秀，性格温顺的中国姑娘以勇猛果敢的棋风震动了欧洲棋坛，人们开始对亚洲女子棋坛刮目相看。这年年底，她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子国际大师。但她并未满足，立志要进入特级大师行列。1981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分区赛（10区）中，刘适兰全胜夺魁。次年在苏联举行的区际赛中，她又以7胜4和3岁的成绩获第三名，取得了参加世界女子国际象棋8强决战的资格并荣膺特级大师称号。

刘适兰以出色的战绩，于1982年被评为全国“十佳”运动员。此后又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最杰出的运动员之一，并获得“女子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称号。对于这样一个多次为国争光、多次获得各种荣誉的人，称其为“一代天骄”一点也不过分。

刘适兰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殊荣，与其自身的额努力是分不开的。

有一篇报告文学《第一个特级大师》写到她的成长经历。关于她少年的一段，似乎着重的就是她如何刻苦，比如她笃信一句格言，这就是“勤奋可以弥补天资的不足，而天资永远弥补不了懒惰的缺陷。”成都冬夜，刘适兰就起床“打早谱”，而且常常如此。春节，姐妹们邀约逛公园，走亲戚，刘适兰却要求妈妈把自己锁在家里，研究各国高手的棋谱。1976年，川北大地震波及成都。许多人搭棚住在外面，以防不测。刘适兰却和教练曾子林稳坐棋校楼上，面对“战火纷飞”的棋盘，杀得难解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