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一方水土一方人,自古蜀地出文人(第7页)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三、个人本位--“革命文学”--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子,推动着杜诗研究的新进展。
郭沫若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正如周恩对郭沫若的评价:“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